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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伦理探讨_以白睿文_陈毓贤英译_长恨歌_为例_吴赟

时间:2015-05-13

2012年 第3期

中国翻译

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伦理探讨*
——以白睿文、陈毓贤英译《长恨歌》为例
吴赟 上海外国语大学
摘 要: 白睿文和陈毓贤合作翻译的《长恨歌》以对文化“他者”的再现为宗旨,体现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道德 意识和译介立场。该译本实践了作者与读者、他者与自我之间的理想共场,完成了异质文学的成功接纳,为我们重 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可能性与伦理观提供了思考的源泉。本文以翻译的操作伦理为视角,以《长恨歌》的英 译本为研究个案,考察两位汉学家译者的翻译策略,阐明唯有充分尊重文本承载的文化差异,努力寻求异质性和可 读性的平衡,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交流的本源宗旨和翻译行为的终极使命。 关键词 : 长恨歌 ; 王安忆 ; 翻译伦理 ; 他者 ; 差异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 (2012) 03-0098-05

一、引言 近年来, “中国文化走出去”业已提升到国家战 略的高度, 然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却始终步 履艰难。一方面, 曾经“一厢情愿”的命题式推销, 在文学复兴的自我情结之下, 难以真正地进入海外 的传播体制, 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始终伴随着身份不 被认同的焦虑。另一方面, 文化立场的殊异、 译介动 机的参差、 话语取向的角力, 或令中国本土译者因刻 意捍卫“自我”而难被认可, 或令西方译者过度无 视“他者”而面目扭曲, 难以肩负翻译作为跨文化 行为所应秉持的纯粹伦理使命。在走向世界的迫切 诉求之下, 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应以何种书写姿态 面对多元共存的宏大叙事, 这是值得审慎思考和把 握的关键问题。 在这一命题之下,长篇小说《长恨歌》的英译 本展现出颇具典范性的译介特征。该译本于 2008 年 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后, 因其成功的翻 译直接促成了作者王安忆荣获 2011 年英国曼布克国 际文学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提名奖, 这也是中国作家首次入围这一重要的世界文学大奖。 该译本在赢得西方文坛认可的同时, 以开放而尊重 的姿态完成了异质文学的接纳, 让彼此的写作观和 阅读观在“异”的碰撞中较为和谐地共处, 也为中 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开辟了新的道路。本文以中国 当代文学译介的主流范式为参照, 以操作层面的翻 译伦理为角度, 以英译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 为研究个案, 考察白睿文(Michael Berry)和陈毓贤 (Susan Chan Egan)两位译者的译介过程, 并解析译 介文本及译介效果, 以此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走出 去”的更为合理的译介模式。

二、译介范式 : 翻译伦理的实践 审视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状况, 以汉学家 为驱动、 以读者为指涉、 以本土需求为依归的策略始 终占据着主调, 这沿袭着西方翻译界长期以来的本 族中心主义传统。对原作的道德和责任多让位于对 受众的道德和责任, 西方主流价值观与目标文化视 野成为翻译范式的主要理据。为确保通达流畅、 适 于接纳的阅读品质, 原著的陌生感、 文学性及其背后 所蕴藉的文化基因和审美方式往往被淡化、 消解和 改造。例如, 刘震云的《手机》所设定的时间结构, 在英译本(Cell Phone)中被完全重置, 通篇转化为 回忆式的倒叙手法。又如姜戎的 《狼图腾》 中描述 “额 仑草原”地理位置的段落在英译本(Wolf Totem)中 被剪贴到了开头部分。此外, 一些译本的出版标题 也被改头换面, 如施叔青的 《香港三部曲》 被冠以 《皇 妃之城:香港殖民故事》 (City of the Queen: A Novel of Colonial Hong Kong) , 而虹影的《上海王》则被译 The Concubine of Shanghai) 成《上海姘妇》 ( 。种种 有意而为的改写多为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 化心理, 以求更好卖一些。 这使我们不禁追问:译本卖得动是否意味着中国 当代文学真正地“走出去”了?诚然, 对市场的迁就, 为“走出去”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推动作用。可是, 这 样的译本面貌尽管能够抵消对目的语读者群疏离的 可能性, 并因商业效应使文学声名得以拓展, 但西方 读者并未能充分触摸原作的本真面目, 无法全面体会 中国文学独特的价值变迁、 审美判断和诗学特征, 而 蕴藉于字里行间的生命力量更难以在新生的语境中 得到充分有力的释放, 终究会对中国当代文学形象建 立和传播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构成较为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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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文化全球化的今天, 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拒 斥与融合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当代语境。 “为了解放和 保存文化的历史, 为了当下的相互理解和未来的思 考, 我们必须翻译。此外, 我们从事翻译也是为了试 图在伦理上回应每种语言的语境、 互文和他异性的 本质。 ” (许钧、 穆雷,2009: 200)翻译伦理(ethics of translation)的源起便是面对“他者”的论辩。西 方翻译界漠视“文字” 、 仅以传达意义为首要依归的 本族中心主义传统从理论上遭到了批判。随着时代 的演进和文化的交融, 作为跨文化行为的翻译, 正逐 渐开始关注异质他者的存在, 继而从源语文化和译 入语文化的角度, 对译者提出了道德要求——在操 作层面上, 应以传达原文的异质性为基本伦理态度, 同时在可读性和普遍性的原则约束下, 尽量平衡译 介过程中所涉及的各方诉求。 由白睿文和陈毓贤合作翻译的《长恨歌》正是 以对文化“他者”的尊重为前提, 较好地协调了源 语和译入语环境下所关联的各 方责任, 体现了一种 具有典范意义的道德意识和译介立场。在长达八年 的翻译过程中, 身处西方文化背景的两位汉学家译 者, 以严谨的翻译态度, 奉原著为中心, 使得这部译 本以充分的忠实而著称, 字里行间洋溢着文化“他 者”的觉醒, 而又不失普适的可读性, 得到了世界文 坛的肯定与赏识, 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译 介的可能性与伦理观提供了思考的源泉。 依笔者之见, 翻译伦理的充分实践应当辨证地追 求并调和包括文本形式、 文本内容、 作者意图、 读者 理解、 读者接受等多方诉求, 在相对客观、 全面的译 介语境中实现平等尊重。一方面要努力“存异” , 尊 重作者和原著, 在译文中再现作者的创作意图、 再现 源语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 要承担对读者的责任, 关注跨文化传递过程中的诠释方式与交流效果, 努 力回避翻译中全然不顾“可读性” 、 盲目指归原文的 另一种极端倾向。 白睿文是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专 业博士, 现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副教授, 是美国新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之一。陈毓贤 是美籍菲律宾裔, 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硕士, 研究中 国现当代历史。两者的汉学家身份正有助于其实现 上述的伦理目标, 较好地权衡了译者对作者和读者 的责任。在翻译过程中, 他们一方面深谙中国现当 代文学的历史与现状, 热爱原著及其反映的中国文 化;另一方面, 他们立足海外的非华语地区, 了解本 土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倾向, 能娴熟地运用 英语作为母语进行文学翻译。两者兼顾使其具有自 由往返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天然优势, 由 此在多元文化立场做出较为合理的判断, 即大胆地 以突显异质他者为宗旨的同时, 实践了作者、 读者之

间的理想共场, 并直接促成了一个能够反映原作文 学风格、 保留原作文化他性的译本的产生。 2008 年, 《长恨歌》的英译本荣获了美国现代语 (Lois Roth Award for 言协会“洛伊斯 ·罗斯翻译奖” a Translation of a Literary Work)荣誉提名, 这是全美 翻译界最高的荣誉之一, 无疑也是对两位译者所秉 持的翻译伦理的肯定与鼓励。在《长恨歌》的译介 过程中, 汉学家译者在与原作、 读者的互动中传译差 异, 再现原作的文学特征和文化异质, 并在尊重“他 者”的同时, 努力弥合异质性和可读性泾渭分明的界 限, 促成了不同文学观念、 文化立场间的和谐交融, 以变革性的实践姿态推动着翻译操作范式的发展。 三、面对作者 : 异质他者的尊重和呈现 翻译在具体操作过程的伦理, “从现代观点来看, 归根结底是对他者的伦理。 ” (朱志瑜,2009: 11-12) 即如何面对原作中的异质他者, 把“他者”当作“他 者”来承认和接受, 实现对作者和原文的责任。 《长恨歌》在庞大的空间架构和历史流程中, 以 日常细节、 物质生活的市民哲学作为迷茫人生的生 命体验, 工笔描绘了主人公王琦瑶悲喜无常的一生 际遇。原著作者王安忆曾说: “ 《长恨歌》的写作是 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 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 。可以说, 《长 推理, 笔触很细腻, 就像国画里的 ‘皴’ 恨歌》的写作在我创作生涯中达到了某种极致的状 态。 ” (徐春萍,2000)汉英语言文化的差异、作者 独特的文学风格再加上这种极致的写作状态使得原 文本呈现着强大的异质性。对“他者”的错置、 误 读与歪曲都可能使原作流失自我的面目, 引发文化 身份的焦虑和危机, 甚至令翻译的合法性遭致质疑。 作为译者的白睿文和陈毓贤, 面对这一严肃而艰 难的伦理使命, 努力使“他者”在西方主流诗学范 畴内得以充分显化, 使“差异不必再被淡化、 容忍或 者被粗暴地征服” (Assmann,1996 :99) , 以此来维 护文学文本的多样化, 并对受众群体构成真实、 正面 的影响。 正式翻译之前, 两位译者曾多次到上海, 了解小 说中提到的巷陌、街角,捕捉东方都市的神韵和气 息, 以尽可能地熟悉原著中氤氲的海派文化。他们 还努力了解王安忆风格多变的创作轨迹——从“伤 痕文学”到性解放题材, 又从“先锋实验”到后现 代色彩——对作者风格衍变的认知可以更好地帮助 译者贴近作者的文学思路和语言风格。此外, 白睿 文还广泛比对了原著的多种再生生态——电视剧、 电影、 舞台剧等衍生的艺术改编。在他看来, “这些 影视改编最致命的缺陷在于, 为制造戏剧效果, 保证 故事流畅, 不断地对人物进行发挥和创造” (Berry, 2008: 433) 。这一评价也从侧面反映出,译者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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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著的粗暴改写, 对原著报以信实和尊重的态度。 句的文字游戏作一归结, 在字里行间完成从“他”到 所有这些铺垫性的研究工作, 帮助译者从不同角度 “地”的汉字拆解。译者并没有掩饰差异, 相反用英 和层面去理解王安忆的每一处写作用心, 使他们得 语的抽象语言重组了汉语的具体和形象, 将原文的 以对原著有着深度了解和切身把握, 同时也展现出 “他者”充分地表露并加以突出, 这也恰恰体现出对 译者为积极承担对作者的伦理责任所付出的努力。 原作异质文化的尊重、 对读者异域期待的关怀。 《长恨歌》 的开篇并没有出现具体的情节和人物, 例 2 :这想象力是龙门能跳狗洞能钻的, 一无清 (王安忆,2003 :10) 规戒律。 而是以长达一万二千多字的篇幅绵绵絮絮地铺叙 “弄 译文: With the imagination completely free from 堂” 、 “流言” 、 “闺阁”和“鸽子” 。这四种典型的 all fetters, gossip can leap through the dragon’ s gate and 上海意象贯穿小说的始终, 承载了大都市中寻常生 squeeze through the dog’ s den.(Wang,2008: 12) 活的基本格局和沧桑巨变下的永恒体验, 为故事的 丰富的比喻往往能够展现渗透于不同文化体系 开启定下了理性探索的基调。这种看似乏味的创作 中的认知与思维差异, 这一例便充分反映了汉语极 手法恰恰体现了王安忆匠心独运的写作才华。但是, 富敏感性的话语特征。这里作者借“跳龙门”和“钻 这种开局却和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迥然不同, 也直 狗洞”比拟那种上下驰骋、 屈伸自如的姿态。译者 接使许多美国出版商对此书反应冷淡。 《芝加哥论 并不介怀“龙” (dragon)在西方语境的负面形象以 坛报》曾评论这部小说“既引人又枯燥。有情节但 及意识形态的制约, 最大限度地维持了中国文化对 并非由情节推动,……催眠式的散文和忧伤的故事 高高在上的 “龙” 的传统认识。而在西方人眼中, “狗” 使读者仿佛在令人昏昏欲睡的跑步机上慢慢行走。 ” 不仅是值得信赖的朋友, 还因其忠诚勇敢而倍受宠 (Thomas,2008) 爱, 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狗”的词汇显然多具 译者在面对这种 因审美差异和创作手法不同所 贬义色彩, 一如“狗洞”便是卑微低贱的代名词, 译 产生的矛盾时, 并没有质疑作者或是直接大幅度删 者并未将其加以粉饰, 而是忠实地在译文中还原了 减原作; 相反, 他们尊重、 认同并努力适应这种差异。 这一文化差异。 在接受专访时, 白睿文说: “虽然这种开局令不少读 翻译中对“他者”的阅读和体验“能展现出翻译 者颇不适应, 但是作者笔触十分优美。更重要的是, 行为最非凡的力量:显示异域作品别具特色的核心, 这些散文性篇段告诉我们小说讲述的并不只是王琦 最深藏不露, 和自身最切近, 但又最‘遥远’的部分” 瑶的故事, 而是整个上海的故事。而随着故事推进, (Berman,2000 :284 ;谢天振,2008 :115) 。以上 王安忆将这种优美的散文化段落融入小说之中, 与 几例中的异质他者, 经由强有力的译介姿态, 被纳入 情节交织在一起, 浑然一体” 。 (Berry,2008)译者 译入语系统。而在全书中, 众多的中国文化元素和王 能够充分领会作者的意图, 积极适应陌生的文学手 安忆的文学创作特征也同样得到尊重和承认, 遥远而 法和迥异的思维方式,在翻译时向作者靠近,不删 又别具异域特色的“他者”融入“自我”的言说方 除、 不改写, 将这种迥异的创作手法全然复制到译文 式之中, 确保了译文的真实性, 并打破了英语语言文 之中, 使之超越英语文学系统中的惯常阅读体验。 化的普遍陈规, 构建出陌生、 新鲜的文化空间。 事实上, 这种以“他者”为依归的翻译策略在整 在谈到异质他者对阅读效果的干扰和影响时, 白 部小说中随处可见。再看几例: 睿文说: “原著中强大的故事情节和娴熟的写作手法 例 1 :王琦瑶说了个“地”字, 康明逊指了右边 归根到底都直指人性, 直指人类共有的希望、 梦想、 的“也”说是个“他” , 她则指了左边的“土”说, “岂 欲望、 恐惧、 悲伤和梦魇。 这些主题放之四海而皆准, (王安忆,2003 :173) 不是入土了。 ” 希望随时间的流逝, 更多地读者能够领会并欣赏原 译文: Wang Qiyao had picked the character for 著中迷人的小说世界。 ” (Berry,2008)中国文化的 “earth”, whereupon he pointed to the right half and said it could be construed as“he”. Impulsively, she 本土性和独特性使得西方读者受到陌生的文化冲击, pointed to the left half, made up of the“dirt”radical, 而人性主题中的普遍性和合理性保证了他们能在一 exclaiming,“This shows that‘he’is buried, doesn’ t 定程度上接受那些最切近又最遥远的他者形象。 it?” (Wang,2008 :205) 英国学者 Michel Hockx (2009) 在其评论文章中, 此处涉及对汉字字形的解构。汉语方块字形自 就《长恨歌》英译时对异质他者的处理给予了正面 身蕴含着强大的指事、会意功能,往往在译为英语 支持: “这部小说的‘实验性’就在于它故意违背‘可 这种抽象字母文字的过程中, 丢失其形象的联想和 读性’原则, 使阅读变得十分费力。……对西方读 辐射意义, 造成相当程度的不可译。在处理这一难 者而言, 译作中许多元素都背离‘可读性’的原则, 题时, 译者并没有消极地对原文进行削减或是篡改, 地名、 事件等等。……这种处理使得翻译变 而是忠实地取出汉字的各部字义, 分别用“earth” 、 如人名、 得分外有趣, 也为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灿 “he” 、 “dirt”三个词, 大胆地再现汉字拆解重组过程 烂的前景。 ” 中的意义转换和重建, 之后用“ ‘he’is buried”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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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对读者 : 异质他者的适度变通 文学翻译总是深植于与差异的不懈斗争之中, 源 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 作者和读者之间始终存在着 或隐或显的对抗, 因而异质他者的旅程不可能一帆 风顺。译者应该采取何种翻译策略, 以协调各方诉 求, 来实现相对的公正, 就成为翻译操作过程的关键 所在。 源于异质他者的差异有时会给译入语系统带来 巨大冲击, 而过于激进的存异行为则会阻碍译入语 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不为其所接受, 于是便有违译者 对读者所肩负的伦理责任。毕竟要充分传达异质他 者的所有特征是不现实的, 赞助人、 读者的感受和利 益、 译入语文化的规范和他者性一样是翻译伦理中 必须实现的元素。在这种情况下, 适度的变通和节 制必不可少, 否则通过翻译所移植的形象和概念就 会沦为一纸空谈, 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使目的语系统 变得混乱无序。 随着全球化浪潮与文化多样性的演进, 在他者与 自我之间构架相似性和通约性越发成为跨文化行为 的常态。因而, 白睿文和陈毓贤在面对译入语文化 和源语文化之间的对抗时, 并非一味地强译“他者” , 而是在实现对作者伦理责任的同时, 在原文和译文 之间搭建相似性和可通约性, 努力兼顾读者一方的 习惯。一方面, 译者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写作观及 文化观的异质他者, 在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藩篱之后, 将它们迁入英语文学和文化之中;另一方面, 为避 免不同程度的误解和伤害, 因而消解并非必要的异 质成分, 努力使两种文化在共在的语境中产生合理 对话和有效共鸣。通过这些各有针对和侧重的多元 译介手段, 容纳、 交互、 拓展彼此的文化空间, 使两 种文化得以在“他者”和“自我”的碰撞和融合中 迸发出灿烂的火花, 并借此更新自我的文学观念和 审美图式, 从而实现跨文化交流的伦理使命。 《长恨歌》的标题翻译就是一例典型。白睿文曾 透露, 当他将译稿推荐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时, 出 版商提出要将书名改为听来颇有噱头的《上海小姐》 , 理由是这样书肯定能在市场上卖得好(吴越,2009) 。 因为之前该出版社曾推出清人吴语小说《海上花列 传》 , 该书名译为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即 “上海歌女” 。前有“上海歌女” , 后有“上海小姐” , 这番挪用已经成就的文化思路, 可以轻而易举地掩 盖差异, 人为地制造一种通约。不过, 在译者的一再 坚持下, 其英译名才最终得以保留差异, 确定为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不过译者也特意加上了副 标题 A Novel of Shanghai, 弥补读者由于“他者”的 陌生而产生的茫然、 疏离的阅读感受。 王安忆在创作《长恨歌》时, 有意识地把所有人 物的对话都进行了叙述性的转化和处理。她消解了

“他说……” 、 “她说……”的直接引语句式, 淡化人 物语言的生动形象、 个性化和风格化;转而借助叙 述性的抽象化语言, 来追求创作主体语言的个性化 和风格化。这种写作手法成就了王安忆独特的语言 风格, 也成为《长恨歌》最为鲜明的文学标记, 在绵 密冷静、 缠绕累叠的语言形态中, 构筑起了 《长恨歌》 里细腻而深邃的理性世界。白睿文和陈毓贤试图努 力尊重这种强烈而独特的他者性, 想把它完整而真 实地翻译过来, 然而最终为了读者的阅读感受, 却不 得不弃之不译, 改用传统的引号标记对话, 并用分段 的形式特意将对话区别开来, 在表达人物内心思想 的时候, 译者还有意选用了斜体——这一中国文学 中极少使用的排版手段——使译文显得块垒分明, 线条清晰, 符合西方读者所熟悉的话语方式。在译 本的“译者说明和致谢”部分, 译者特别提到了自 己试图保留原作文体风格的努力尝试, 也提到了最 终对这种差异的舍弃和文体上的变化, 这也说明在 “他者”和“自我”的斗争中, 译者并不能生硬地全 盘移植异质他者, 而是应该适当地消减差异, 有选择 地再现差异、 调适差异、 甚至改造差异, 由此避免因 过多的“他者”而产生不可调和的障碍, 实现语义 的有效交际和功能层面的伦理价值。 除去这一特殊的文学标记, 译者在翻译整本小说 时, 也在突出文化异质的同时, 十分谨慎地采取了变 通手段, 适当地对其进行弥合, 以避免异国情调的过 度集中, 产生文化焦虑, 有违读者的认识期待和译入 语文化的陈规。 例 3: 他背地里和片厂的人说, 珍珍是个丫头相, 不过是荣国府贾母身边的粗使丫头, 傻大姐那样的。 (王安忆,2003 :29) 译文: Behind their backs he described Zhen Zhen to his colleagues as a graceless servant girl right out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little cleaning maid who thinks she is special just because she is employed in a large, wealthy household. (Wang,2008 :35) “荣国府” 、 “贾母” 、 “傻大姐”都是中国古典名 著 《红楼梦》 中的地名和人物, 译文中有意增加了 “红 楼梦”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这一文化大背景, 不加任何注解, 而又隐去了书中具体人名、 地名的次 要文化信息, 如“荣国府”泛化为“a large, wealthy household” , “贾母”略去不提, “傻大姐”泛化为 “a little cleaning maid” 。一方面, 译者将重要的文化 “他者”概念进行了强势传递, 不做词汇和意义上的 增补,以陌生化的表达进入目标语的译介场,另一 方面, 又做出了恰当的取舍, 省略了一众细小的“他 者” , 从而避免了陌生信息的大量堆积, 这熟悉与陌 生的辨证统一, 既忠实地再现了文化的“异质性” , 为西方读者带来了新鲜的阅读体验, 也令译文得以 连贯和可读, 较好地保证了读者流畅的阅读感受。 例 4 : 穿上结婚礼服出场就好像小姐们都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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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似的……(王安忆,2003 :56) 译文: In their bridal gowns all the contestants looked as if they were about to go down the aisle. (Wang,2008 :70) 这段文字写到“上海小姐”选美决赛中参赛选 手的着装。在中国古代, 由于“三从四德”传统思 想的影响, 未出嫁的女子大多居于阁楼之上, 只有成 为新娘时才能“出阁” 。译者根据中西方不同的婚宴 习俗, 将中国文化下的少女“出阁”形象换译成结 婚“走上教堂长廊” (go down the aisle)情境。其实 如果译者在此处尝试保留差异, 也未必不可取。但 是, 细读原文可知, 此处的结婚礼服本就指西洋式的 一袭白纱, 因为后文当程先生与王琦瑶母女讨论出 场服装的时候提到, “结婚礼服不是白吗?” (王安忆, 2003 :56)于是,译者这一措辞细节上改动,反而 使深受西洋文明浸染的海派文化得以在字里行间渲 染出来。译者在此处对“他者”的着意消解避免了 将异质生硬地放入译语文本, 使得上下文更为连贯 和谐, 读来颇为自然流畅。 虽然翻译的本质在于接触“异” 、 接纳“异” , 但 是对差异的保持和改造同时是在可通约的文学场中 进行的。译者在地道的英语中努力传递原著中蕴含 的文化他者, 同时, 在翻译中适度降低原文的文化信 息度, 实现语义的有效交际和操作层面的伦理使命; 这种翻译策略有机地将“自我”和“他者”结合起 来, 展示一种具有本土化的异质文化, 让西方读者既 熟悉又陌生, 从而可使其更加倾情地阅读与体验异质 他者。同时, 也令译者得以兼顾对作者和读者双方的 责任, 使各方伦理诉求在操作层面得到相对合理的回 应, 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就如同歌 德在《论翻译》一文的最后所总结的: 在这个文化里, “外国的、 本土的;熟悉的、 陌生的都在不停地运动, 并构成了一个整体。 ” (Goethe,1992 :63) 五、结语 翻译“打破文化的趋同和单一, 演绎异域之美, 融合之美, 多元之美, 促使人们勉力构建世界各民族 和谐共存的文化生态” (孙艺风,2008 :19) 。中国 文学真正走出去, 就是让翻译成为“助推剂” , 在多 元文化的语境之下, 把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以澄澈 又最恰当的方式与世界分享, 这也正是翻译的伦理 诉求所在。通过充分挖掘语言的表达潜力, 以开放 的姿态, 在英语的土壤中保留“他者”纯粹的新意, 加以细心的呵护和尊重, 使之表现出清新而又不至 疏离的面孔, 而 《长恨歌》 的译介成功之处正在于此。 在 2011 年英国曼布克国际奖评选时, 王安忆虽 然最终还是惜败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 但在评委会 成员卡门·卡利尔(Carmen Callil)眼里, 王安忆要 远远好于罗斯, 她的小说“表面上家常里短, 却自有

神奇而热烈的小说家之力量于其中。 ” (康慨,2011) 卡利尔愤而宣布退出评委会, 之后在《卫报》撰文, 将矛头指向评委会内的两位同事, 指责曼布克国际 奖毫无国际视野。 王安忆的惜败恰恰昭示了一个鲜明的事实:中 国当代文学在美国、 乃至整个世界, 仍是一种相对边 缘的外国文学, 而翻译也依然是一道难以彻底跨越 的门槛, 对平等沟通、 交流和理解的追求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在全球交融和多元文化形成的巨大张力之 下, 我们需要更多的优秀译者能够遵守翻译伦理在 各个层面的操作原则, 在人文精神的指引下, 充分尊 重文本承载的文化差异, 寻求他者性和可读性的平 衡, 不因投合文学的偏见、 追求商业的利润而牺牲审 美的价值, 真正实现文化交流的本源宗旨和翻译行 为的终极使命。
* 本文为中国外文局、 中国译协主办的第二届 中译外高层论坛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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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吴赟, 博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 授, 研究方向:翻译学。 [ 作者电子信箱 ] wuyun@shi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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